7月3日，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第14天。
根据台湾《经济日报》报道，7月2日，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：长荣航空)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(以下简称：工会)进行第二次协商，在长达11小时马拉松式的协商中，双方针对空服员福利和权益充分讨论。
虽然长荣航空与工会在“不秋后算账条款”方面仍各持己见，但已有部分进展，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共识——即原被长荣航空列为“旷职”27名空服员，双方均同意愿意先改记为“空班”，等待第三方公正机构调查结果出来后，才最后确认如何处理。
“我方已料到长荣航空会如此强硬，这个作风也使它一直被诟病。”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副秘书长周圣凯在接受采访时称，工会早已预计罢工将会持续两周乃至一个月时间。
工会让步
长荣航空方面，似乎也已决定做好拉长战线的准备。
因应罢工持续进行，长荣航空公告称将继续取消7月11日至7月19日的航班来回共550班，影响旅客人数近10万人。
根据长荣航空公告显示，长荣罢工风波对公司造成损失营收约23.6亿元新台币。
由于罢工运动对旅客权益和经济造成很大损失，因此台湾社会对于此次罢工行为一直存在争议。
“台湾的工会组织可分为企业工会、产业工会与职业工会三种类型。企业工会通常是由同一企业的劳工所组织的工会，通常容易受到资方以各种手段打压。但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由于是跨企业的，不容易被操纵，形象也很容易被抹黑。”周圣凯称。
正是双方的强势态度，让“罢工”风波难以快速收场，在长达两个多礼拜的罢工后，长荣部分空服员也撑不下去了。
根据台湾“中时电子报”报道称，现在不少曾参与罢工的空服员，纷纷想回公司上班，长荣航空今证实，目前已有逾600名空服员表示愿意返回工作岗位，其中约400位已自行或通过公司协助取回“三宝”(即护照、台胞证和工作证)。
根据统计，长荣空服员计有4000多位，此次实际参与罢工的有2350位，由于不断有空服员回到工作岗位，长荣航空估计7月11日后运能可望恢复七成。
“这是长荣航空想内部分化的动作。”周圣凯称，虽然部分空服员回去上班了，但仍有2100位空服员继续罢工。
这场旷日持久的罢工风波尚未结束，但目前看来作为资方的长荣航空似乎略占“上风”。
“应该快结束了，对长荣航空而言，困境会是罢工结束后如何处理工会干部。对于工会，他们只是在想如何输少一点。”新北市政府仲裁委员、律师蔡瑞麟对澎湃新闻分析称。
在他看来，工会向长荣航空提出“8大诉求”大多落空，尤其最核心条款：即推派独立董事或增设劳工董事、日支费和搭便车条款等，统统都被资方强势驳回，工会只能做出让步。
台湾《天下》杂志撰文分析称，工会此次诉求没有“正中红心”，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。相较于3年前华航空服员罢工直指，“这是一场与休息有关的战争”，以及今年初华航机师罢工主打过劳，都把诉求与飞安绑在一起，与民众息息相关，容易取得社会的同理心。
这次长荣劳资的最大歧见在于“禁搭便车调款”和“劳工董事”，与民众距离远，比较难理解。加上工会在协商直播时，第一项“日支费”无共识旋即发动罢工，让不少民众误以为，她们是为了“钱”罢工。
工会最能发挥是的“过劳航班”，但长荣航空已在尽力改善，提出飞一天休一天的制度，即空服员每月只需工作10天，休假20天，此举深得已婚有小孩的空服员青睐，也让工会难以“做文章”。
长荣航空已连续4年发放4个月年终奖金，获利不如外界想像的光鲜亮丽，仅从财务体制看，长荣对工会让步的空间有限。
根据长荣航空公布年报显示，2018年底的资产总额是2412亿元新台币，负债1711亿元新台币，合并营收1799亿元新台币，获利65.5亿元元新台币。也就是说，长荣投入这么多资产，承担大笔负债，获利却只有投入资产的2.7%、营收的3.6%，完全不符合投资效益。
其次空服员行业替代性太强，当空服员罢工不久，长荣航空在股东会立刻宣布对外招募空服员，取代之意很明显，此举已造成罢工空服员“军心不稳”。
台湾《天下》杂志称，工会忽略了长荣航空是完全自负盈亏的私营公司， 即使工会不断伸手向政府求援，作为政府顶多只能道德劝说，无法强行介入。
上述原因均决定了此次罢工风波的最终成效。
“溃败”还是“小胜”?
“你不能只有标题没有内容，你必须对你每一个提出的诉求有论述，要有相关的分析，要谈判了，你才会言之有理，让资方可以接受。怎么可以是两手空空，就这样上战场呢?”开南大学空运管理学系副教授卢衍良对澎湃新闻称。
作为一名研究航空管理的学者，他从罢工开始就呼吁劳资双方应该用法律来理性沟通。
经过对此次罢工更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度参与，卢衍良认为工会方在相关法律和行动方案上均准备不足，因此造成罢工收效甚微，所有核心诉求均协商未果，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，乃至有台湾媒体用“溃败”来形容此次长荣罢工的劳方表现。
针对台湾媒体的“溃败”一说，工会方面不予认同。
“虽然工会诉求不能全部达成，但罢工让过劳航班、工作时间和薪水待遇均比以前有所调整或大幅度改善。我们不敢说大胜，但起码也算是小胜。”周圣凯称。
由于台湾经历罢工运动并不多，故而此次长荣空服员罢工始终都面临一个难题——如何获得社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。
“劳工运动还是有其正面意义，但劳工运动的本质应该建立在情理法都兼具的诉求上，才能够获得社会多数支持。本次罢工成员不断在各种媒体诉诸自己的悲情，这在一刚开始或许有用，但随着后续一直没有法理上的论述，民众也会开始注意到诉求本身的不合法理，自然就让社会观感变差。”卢衍良称。
他从纯技术层面分析此次长荣罢工，认为空服员主要是诉求于情感，强调行业的辛苦，但从情理和法理上都未能充分说服社会大众。关键是，她们未能顾及每位受影响的旅客感受。
“空服员们高度信任工会干部与律师，但他们并没有给予会员充足的知识与资讯，以至于会员对于实际上的法律问题毫无所知。”卢衍良称。
作为资方，长荣航空却意外获得台湾社会支持和理解，乃至一段时间社会舆论“一面倒”的支持长荣。
卢衍良分析称，长荣航空从最刚开始就坚持依法论事，坚守法律层面不容妥协的立场，再加上工会本身始终无法提出符合法理情各个层面的论述，对于所提诉求也都没有统一口径对外说明，形成不同会员在不同平台的说法完全无法对照，两相比较，难免让外界产生疑虑。
“罢工不是罪恶，但一旦没有主轴论述把诉求清楚明白的呈现给社会大众知悉，那么，最后得不到民众支持，只能节节败退，大伤原本罢工应有的正面价值。”卢衍良称。
作为罢工组织者，周圣凯坦承，由于此前台湾罢工并不多，尤其是影响大众运输的罢工也很少，这形成了台湾社会对罢工带来的影响难以适应。
“早期舆论对罢工并不支持，但经过这么多天，台湾社会大众看到空服员的决心和团结意志，现在舆论已有转过来的迹象。”周圣凯称。
作为常年专注于劳资纠纷的台湾法律人士，蔡瑞麟建议此时长荣航空方面应对“旷职”空服员不予究责，重新取回“正当性”。
他认为，尽管长荣航空不会对空服员“秋后算账”，但极有可能追究工会的法律责任。
“长荣现在打算一次灭掉外部工会的可能。” 蔡瑞麟称。
“这次罢工并不单纯是空服员与长荣航空之间的对抗，而是劳工阶层与财团之间的抗争。” 周圣凯称。他认为，“政府应该站出来对长荣航空蛮横的做法予以处理。”
事实上，在此次长荣罢工风波中，社会各界均对台湾当局的不作为表达不满。
根据《联合晚报》报道称，台湾旅游业公会原本7月2日号召上街头抗议政府不作为，最终还是长荣航空及时出面才平息风波。
